2021年7月20日，国家监察委员会通过并颁布我国的第一部监察法规《监察法实施条例》，至此监察法规作为一个崭新的法律渊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应当在规范法律体系形式结构的《立法法》中予以确认和规范。

这一立场在刑法解释问题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在刑法解释中，实质主义解释客观上倾向于入罪的扩张性解释，[[67]]但是其代表人物张明楷教授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特征，不能一概认为形式解释论比实质解释论更加限制了处罚范围、就某些案件而言，形式解释论会得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而是指解释论会得出构成犯罪的结论。（三）自由主义的法治理想 自由主义将自由摆在至上位置，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思想学说体系。

[[37]]也就是说，只要承认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曾经一度完全依赖刑法的治理策略就会发生转变，去苏俄化的讨论在民商事领域会比较自然，不会产生太多争议，只是在特殊时刻才会兴起路线之争的话题，如2005年讨论《物权法》草案时，北京大学巩献田教授质疑私有财产条款有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涉嫌违宪。[3]第三次则是改革开放后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法治的移植，法制建设上越来越多地与西方国家靠近。[[89]]尽管美国没有以自由主义命名的政党，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分享高度共识——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区别仅在于侧重于哪些人的权利。1997年《刑法》第3条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不仅如此，现代法律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定的，适合于城市生活，所以同样的法律条文对不同居民的意义是不同的，如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提起诉讼，但实践中更多的是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样有财力的主体能够使用这一武器，普通老百姓离民告官很远，秋菊这样的农民更是绝少数。

在法学逐渐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过程中，市场化的推进与法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社会危害性为刑法提供了具有伸缩性的抓手，可以根据需要将触角伸到很多没有被刑法直接规范的行为上去。[[31]] （三）去苏俄化命题的提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法制被抛弃，重视法制、加强民主成为共识。

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四人帮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以言代法，搞得你乱七八糟十多年，现在要彻底拨乱反正，肃清流毒，所以强调一下罪刑法定是很有必要的。在革命法制中，打击犯罪是刑法的第一要务，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定罪量刑当然不能被形式化的法律条文束缚，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就放纵坏人。[43]从类推到罪刑法定确立了刑事法治的基石，阶层论犯罪学说改变了四要件下的重实质主义的倾向，摆脱了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束缚，这些最终都汇入刑法学的知识转型之中，而这些转型的本质在于将法律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7]今天，摒除苏联法学的影响，似乎成为中国法治发展中不证自明的当然前提。

追求结果公平的政府势必会超越最小政府的限度，过度的政府权力会导致腐败，最终沦为暴虐的来源。[[100]] 姜涛. 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该向何处去[J]. 法学，2010（6）. [[101]] 罗伯特·诺齐克.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 姚大志，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02]] 劳东燕. 刑法中的学派之争与问题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03] 根据许章润教授对中国法律人所做的代际划分，第五代法律人主要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约十年间毕业于名校法学院并进入法律职业的法律精英，刑法学界的陈兴良教授等人就是杰出代表。

刑法教义学假定法规范本身具有正当性，以价值无涉的立场反对道德、政治等内容混入刑法的科学化研究之中，[[60]]隔断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联成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5]值得注意的是，三次法律革命及其知识转型受到的重视程度迥异，前两次法律革命及其影响已成共识，但学界对改革开放后法治传统的延续与断裂没有相应的理论自觉，而是将之看做是政治、经济改革后法学界自然而然发生的。[[94]]公民与人民、个人与集体，构成了苏俄化的社会主义刑法传统与德日化的自由主义刑法传统之间的本质分歧。阿克曼教授的代际综合或者甘阳所说的通三统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未来不太可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在任何一个具有多重传统的国家的发展都是如此。

我们且不说马克思已经揭示了这种建立在个人自由与权利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实质，西方社会的危机本身也已经展示出这套普世人权图景的虚幻：美国的自由民主制无法解决社会分层、阶级固化的困境，这也成为保守的特朗普上台的社会基础。这种立场在二战结束后得以强化，德日刑法学在二战后的重要转变在于：立足于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对国家的刑罚权施加限制。[95]  关于刑法家长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参见车浩. 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J]. 中国法学，2012（1）） [96] 2009年的《司法考试大纲》将犯罪论体系由四要件改为三阶层后，赵秉志教授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发表了一项很长的声明，批评这种更改的草率。在权利话语地位上升的同时，公权力的正当性遭遇了自下而上的重构，以权利限制权力是这种转变的最直白的表达，其实质是质疑国家可以代表全体的意志，质疑国家所主张的社会公共道德是否真实存在。

违法性和有责性虽然是实质判断，但仅仅用来出罪，并不足以来入罪。即便西方已经开始对绝对的罪刑法定有所限制，我们也还是要经历对罪刑法定的高度认可的时期，因为中国与西方之间隔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距离：西方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今天是西方的昨天。

这种以宪法为基点所建造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桥梁，既可以限制刑罚权的恣意与扩张，又能够维持刑法本身的开放性，借由一个具有宪法关联性、兼具法律解释和立法批判功能的法益概念，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区隔得以贯通。在2005年12月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刑法学的知识转型中，不同知识的整合可能比彼此取代更具有生命力。新中国成立后的刑法理论之所以没有确认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乃是为了实现某种法律的政治使命。在法学领域，就是要更为创造性地去看待苏俄化法学知识与自由主义法学知识的关系，而非简单地以学术化的理由而简单摒弃苏俄。当然，严打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犯罪多发的情况，大家开始思考刑事政策问题，1997年《刑法》删除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提法。更为重要的是，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下，无论是违法性判断还是有责性判断，其目的都是为了去罪，将不具有违法性、不具有有责任性的行为排除在刑事法网之外。[[15]]革命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间的国家主题，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方式，也是法学的重要底色，革命逻辑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法制的关键所在。

但是，在中国语境下，受苏俄影响的刑法学研究缺少理论性和知识性，同期德日刑法学知识大量进入中国，中国刑法学的知识转型就表现为从苏俄刑法学向德日刑法学的转变。礼法传统下这种实质诉求借由调解实现，政法传统下则由党的领导来实现。

但是，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陶希晋看来，是否要有罪刑法定并非出于学术的考虑或国际趋势的影响，而是根据政治形势做出的实用主义考虑，我们的立法是倾向于罪刑法定的。自由主义刑法学解构了刑法价值判断中公共性的可能，使得国家刑罚权无法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全部的考虑必须建立在个人至上的价值上，对刑法家长主义的反思成为解构国家视角的重要进路。

[32]还有学者系统研究了列宁、斯大林就法制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所做出过的指示，发现他们很注重制定和颁布经济建设方面的政策、法令、条例和章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苏俄刑法理论中，刑法曾经一度是打击犯罪的专政学说，重心在于国家刑罚权。

[[27]]简单地说，一切危害社会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不管这种行为是否被规定在刑法条文中。在一步步清理了社会危害性理论之后，新的刑法教义学将犯罪本质归结到法益侵害上来。转引自于磊. 罪刑法定的历史解读——以法国为主要视角兼对中国进行反思[D].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26. [[45]] 高铭暄，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6] 陶希晋. 学习刑法中的几个问题[J]. 法学研究，1979（5）。罪刑法定的经典表述是从消极方面去罪，也就是条文后半段的表述，但这条规定比较特殊，留有积极入罪的表述。

不仅如此，此时按劳分配的法律依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刑法学者经常举的例子是对不法侵害人实施正当防卫将其杀死，如果适用传统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会带来逻辑上的矛盾：是认定了故意杀人后通过正当防卫来否定故意，还是正当防卫本身就直接排除了故意杀人的可能？而如果采取三阶层的犯罪构成，则不存在上述逻辑困境——行为本身符合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但是在违法性判断中因正当防卫而阻却违法。

新中国成立后引进了苏俄化的革命法制理论，使得社会主义传统在法学领域有了具体的体现。[[29]]从苏联刑法对犯罪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犯罪的罪状描述并不重要——毕竟是列举不尽的，关键是社会危害性的定性。

[96]尽管刑法学的知识转型尽管遭遇许多的抵制，但新派学者并不认为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对抗，在去政治化的旗帜下，传统刑法学被看作是终将会被淘汰的明日黄花。[[13]]新中国深受苏联法治思维的影响，强调阶级意志论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法学中的国家主义倾向等等。

转引自曲新久.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刑法卷[M]. 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6. [[47]] 王汉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6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对社会危害性的强调会使得犯罪论蜕化为直接运用社会危害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过程，[[53]]难以实现以犯罪构成理论出罪的功能。同时，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刑事政策逐渐被教义学驯化，这也使得刑法失去了与外界沟通的另一扇窗户，由此造就刑法封闭性的理想图景，进而自信地提出去政治化的诉求。加之随后而来的国内战争，使得社会主义更具有吸引力。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致力于维护、增进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支持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34]] 苏东剧变后，前苏联国家自身开始大张旗鼓地祛除苏联的影响，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利亚以及波罗的海等国，纷纷主动或被动地向欧盟靠拢。

按照学术界惯例，文责自负。对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两种法学传统进行代际综合的尝试，是完成中国法学知识重构的关键，也是中国的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

[[54]] 为了更好地清除实质化犯罪理论的影响，需要改造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判定分解为形式化的构成要件、法律化的违法与实质上的罪责，由此构建起阶层论的犯罪构成理论。（参见龚刃韧. 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尊重宪法权威——基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J]. 法学，2015（5））. [[8]] 杨立新. 编纂民法典必须肃清前苏联民法的影响[J]. 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6（2）.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N]. 人民日报，2013-11-01（006）. [[10]] 陈兴良. 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M]、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1]] 列宁. 国家与革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 孙光妍，于逸生. 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之回顾[J]. 法学研究，2003（1）：150. [[13]]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国家、法和共产主义[G]//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关于国家与法一般理论的言论摘编. 1964年10月 [14]  唐永春. 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消极影响的深层原因——从马克思东方社会力量出发所作的分析[J]. 法学研究，2002（2）。